摘要：【编者按】 饶毅：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学术副所长。回国前曾任美国西北大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担任多个国际学术杂志编委。在美国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学院、东京大学等国
【编者按】饶毅：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学术副所长。回国前曾任美国西北大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担任多个国际学术杂志编委。在美国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学院、东京大学等国际著名大学作学术报告。1999年协助推动建立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2002年协助建立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2004年起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他还主持和参与了许多内地和香港的研究生课程，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研究生课程。发表科学文化、科学史和科技政策的文章。2007年9月全时回国。
饶毅教授日前在我校中青年导师培训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再生型梯队模式和选、带学生的思路，立意大气，又别开生面，颇耐咀嚼回味。
我今天想着重讲讲一种我很推崇的模式。从实验室来说，是要一个退行性的实验室还是要再生型的实验室？如果是课题组，也可以说是要一个递减形式的课题组还是要倍增形式的课题组？这对研究生导师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贴切的问题，特别是很多课题组，比如生命科学、化学、物理等，我们是一个导师带着一个研究梯队，学生多半是研究梯队里的骨干力量。他们的工作跟我们的工作相关性非常大，这可能跟数学、理论物理不太一样。我今天说的跟实验学科的导师相关性多一些。比这个还要广，因为一个老师带一个梯队的形式，实际上像院长领导一个学院，校长领导一个大学差不多，是带领一群人一起做事情。这就有用什么模式的问题，而常常从模式上就做不好。
我认为这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年纪大的喜欢管年纪小的，官大的喜欢管官小的，掌权的喜欢管不掌权的。再加上目前一些社会风气的影响，大学里很多导师很喜欢做管别人的老板，这个方式是我极力抨击的，我抨击的原因是当一个导师把自己放在管别人的位置上且希望别人都听话时，整个梯队的状态一定是一个退行性的或者递减型的。导师的梯队是这样，我认为学院、学校、教育部这样做也是一样的结果。我提倡的是再生型的模式。退行性的模式是，因为他的知识结构也好、能力也好，眼光也好，习惯也好，或者它以前只看过这种模式也好，所以他从选人到最后支持人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选人是看谁听话。我到中国一年左右，我发现有些地方招聘的时候，老是在看人是不是听话。这样的文化、眼光选出来的人，将来也常常变成是不如导师、院长、校长的，这样的情况下支持他的事情也很不一样了，常常是希望这个人做管人者要做的事情，也许教育部、大学、学院在某些时候还真有这种事情需要大家做的，还有点道理养这种人，但我认为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梯队，这是一个的致命问题。就是说当学生都不如老师的时候，这个梯队怎么可能做得更好？
我最早对这个事情起反感，是我在美国的时候，一个华裔跟我说，一定要管那个人做你要做的事情。因为他跟我关系很好，我虽不以为然，但不好意思吭气，不过这句话我记了十多年。我们自然科学的导师，希望学生在这个梯队里的作用完全是推动我们往前走。我希望每个学生一定要在较短的两三年内，都有比我好的部分。如果他一来的时候就比我好，我当然更高兴。如果他一开始不显得一定比我好，但是有这个潜力，我也很高兴，我希望他在两三年之内，就一定显示出来哪个方面比我好。我觉得我们自然科学本身探讨的就是什么东西是最重要、有最长远影响的科学，当然包括我们自己想到的，但是所有科学最有趣、最重要的一大部分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还有一小部分是我们有想到但无法解决的。如果我一个学生加入实验室，都是做我想到的东西，或者是技术上我会的东西，我会觉得很无趣，课题组进展也会很慢。不管在哪个地方，过去的几年里头，每个领域都会形成一定的固定思维，还有由于能力有限、时间有限，我们了解的东西就有局限。我敢说这句话是因为我实际上认为我了解的东西很多，特别是在生命科学领域。但我还是觉得不够，所以我希望学生比我厉害。一个课题组在招学生的时候，应该看他是否思维活跃，是否在某个地方有特长。而且对于我们这种梯队来说，前面是我作为老师支持他，后来明显是他对我的梯队会有积极影响。
在希望建成再生型而不是退行性梯队这一总体思维下，招学生带学生，情况是会很不一样的。我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我自己的学生里面，每过一两年会有一两个学生，我觉得他比我聪明很多。我从一开始或几个月之内就看到，他比我聪明很多，我就会极端的高兴，高兴到他骂我我不吭气。我心底里真觉得他聪明，这对我的实验室会很好，不管带动别人也好，带动我们课题也好。虽然当着别人的面骂我我还是有点介意，但我不反击，不光是容忍，我还欢迎这种学生。（不过反过来也有一个教训，有些时候我实验室有我认为非常好的课题，年年讲，月月讲，但他们不做也没办法。因为我选他来的时候就说好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我选的和支持的学生有一批人会很不一样。我最早选择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因素完全考虑进去，导致有时候选的人不是很合适。我现在慢慢开始仔细一点，他要申请进我的实验室，我先用email跟他谈，问他为什么感兴趣，要把科学讲清楚。一般的学生不能经受三次这样的来回，因为当第三回合讨论到具体问题时，很多学生不肯花这个功夫。确实有这样的学生，不一定是他不喜欢或不行，而是他总希望是别人做好准备他再去准备，而不是他先去准备，我的实验室不能招这样的学生。我还不能招的学生是那些坚决不相信我给他自由、即不规定他做什么、要由他自己找事做的人。这样的人在我实验室呆着跟没呆一样。他老在那儿揣摩我的意思，到最后还是揣摩不到，因为我没有意思，我的意思就是希望他有意思。还有，一些学生从小学、中学都习惯了较强烈地批评或表扬，在我这里这两个东西都不强调以后，他就还真的不适应了。有个男孩来我实验室，开始很紧张，不知道做什么。他说因为你不发脾气，我不知道你高兴什么不高兴什么。我猜可能他以前挨骂多，所以只有挨骂他才知道信号在哪里。所以后来我也在想一些别的办法让他们体会到哪个方向或方法可以多试。
这样做了以后，你会发现中国有一批学生很厉害，这些学生不一定是原来考分很高的学生，考分高的学生有厉害的，也有不厉害的。我在北京03年招了两个学生，一个北大，一个清华的，他们都是考分在中间的学生，来找到我谈。他们来的时候没看到什么特点，跟其他学生一样说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我就问他们到底对哪些方面感兴趣，要提出可以做到的办法或实验。这两个学生后来发展比其他学生要好。北大那个学生刚开始到我实验室做技术员的时候，他到上海开一个会，在会上提问，被人家教授看上，把他要走了。我很可惜，但是学生有发展我还是支持。另外一个学生留下来了，当时我实验室还没有完全运行，我把他放在科学院另外一个人的实验室。那个老师很聪明很会做，所以他对很多学生都看不入眼，觉得这些学生个个又笨又不会动手。他对我这个学生意见很大，跟我说了很多意见。等我实验室开始运行的时候，这个学生就回到我实验室了，我没提别人的意见，我们合作后，我发现事实上他是很行的。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的研究方向改变了，我以前做神经发育的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来北京后我决定换一个课题，因为原来的课题做了十年，我想试试看能不能做新的课题，就是做行为，就是可以观察到的行为，看他的神经系统、分子生物学有什么变化。方向是我定的，但是具体做什么东西还在想，我自己想做社会地位的形成，但他说要先做打架。因为社会地位要打架后才形成，打架没做清楚就做社会地位的话，中间隔了一层。而且行为是这样，简单的行为没做出来，就做一个复杂行为的话，其实有很大问题。举个例子，孟德尔做豌豆的遗传，是做很简单的性状，他做的七个性状全是单基因决定的。他如果要做高血压、水稻生长、糖尿病，肯定做不出来。因为高血压也好，身高体重也好，都是多基因决定的时候，一下子拿不到简单的原理。简单的原理做了以后，再做复杂的，你就容易理解。这个也是一样，我学生提到了要做打架，我马上意识到了打架可能做起来容易些。但是我还有点要面子，因为我说了好几个月要做社会地位，所以我想反驳他一下，我就去查了文献，觉得这么做打架的定量观察是有问题的。我就反驳他。但是我一边反驳他，一边自己心里继续想，过了一阵我说我们可以设计另外一个实验，看我们能不能定量。就是当基因突变是我们能否看到行为影响的相对定量。我们可以做年龄，可以从年龄的差别看到打架的差别。这样我就把他的思想进一步落实，事实上是他提出来的研究方向，现在我实验室有一半的学生全在做这个。我觉得我在这里面的作用是允许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如果在其他的实验室，老师听了学生的想法，不去试一试它的可能性，或者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学生而不是自己提出来这条线，如果老师爱面子，不想试的话，实验室就少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这其实就是我实验室再生或者是倍增的部分。最初我没想到“打架”，是学生先提的，当然后面我有贡献，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我没有剥削他，没有在那儿“收租”。可见，再生型实验室有利于学生成长，对学生和对整个实验室长远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除了使全面型的学生发挥才能外，还要让有单个才能的学生有发挥的空间。有些学生确实是单项有优势，如果你要充分教育他，或者是没办法只能一直保留他的时候，不要觉得他一方面不行，其他都不行。我有一个技术员，他多才多艺，体育、音乐都很好。他跟他太太是同学，太太博士毕业了，他还是技术员。他太太去美国做博士后，他跟着去，一般的老师都不要他，觉得他是个花花公子。他来我实验室，一开始做分子生物学，DNA方面的。但是这个实验做得极端的差，做了几个月，人家都不要他做了。我说换一件事，有一个直观的实验，是做神经的发育，先把东西切下来，把细胞放进去，然后看细胞怎么走。这种实验从30年代到60年代很多人做，但是70年代后慢慢没有人能做了。当时我们有个课题正好需要做，找不到别人，我就叫他来试试。他很快就上手了，第一个结果其实很模糊，但他兴高采烈，做那课题的研究生见结果模糊就不乐意，不想让他做了。但我看他有信心，因为这个年轻人有个特点，就是人蛮诚实，我想他的信心大概是有道理的，于是就支持他继续做下去，没过多久就出成果了。后来他和那个跟他合作的研究生，一个在《Nature》，一个在《Cell》，都是以第一作者发表了论文。可见他绝对是在某个方面有特长。所以我要跟年轻老师说，不要觉得某个学生一个方面不行，其他都不行。生命科学至少分四类：DNA和生化，电生理和成像，遗传，生物信息。做这些需要的能力、特点是不一样的。只有少数很厉害的人这几类都行，多数人只是某些方面比较强。所以当学生在某方面不行时，你给他换一个课题，说不定会发现和用到他的特长。
还有一件事情对年轻的老师特别重要。学生到一定程度会做你不会做的东西，你的心态一定要放好。一个做实验科学的人，博士后做完了做助理教授，自己一个实验室，在开始实验前你不光是理论设计，实验上你也会想得很具体很周到，于是你会觉得你自己都能做，等学生来了你只要带他们做，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想法。但这个自然的想法是不对的。虽然在前面的时候应该有一部分工作是这样，但是或迟或早你要认识到，学生有一部分从思想，特别是技术上的一些事，有一部分是你自己不会的。当他们做课题或提出课题的时候，你应当支持他们，包括支持他们到外面学，支持他们买仪器。因为他给实验室带来的是新的思想，新的技术，使你的实验室成长。因为整个领域都在发展，一个实验室要进步、要真正发展的话，一定会有新的东西是你不知道的，你要支持这些带来新东西的学生。否则，不光实验室发展的慢，而且是逆你实验室的历史潮流的，你是自己把这个实验室搞垮了。另外一点是心理上不要怕。一个学生学不下来，不能就停止不去学了，再换一个去学，之前那个学生没学好不代表其他人也学不会。
我原以为在我实验室长大的学生，很独立，到哪都能做。后来发现，我的学生去别的实验室，当别的实验室不是这么宽容的时候，他可能经受不了别人的管束。所以我知道在我的实验室做有好处，某种程度上也有缺陷，于是我又提醒学生，不能因为我不会骂你，你从此就不会挨骂了，你到别的地方、在社会上还是会挨骂，不要怕骂；另外，在各种压力和限制下，要能够坚持，要学会心理调整。
我实验室的学生有的很出色，出来时真的很不一样，甚至使我实验室整个的前景也会不一样。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我现在有一个本科生，从英国转学回来，他在英国读了两年大学，学过生物，我发现他很喜欢数学，于是我跟他一起讨论，专门给他制定了一个教学计划，全是修读数学系的课。现在这个学生会的很多东西我都一窍不通，但他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个例子使我思考学校的教育改革，现在有一部分生命科学的交叉是很深的，所以我们学院教学要改革，我最近跟数学学院谈，我们的一批学生应该是数学和生物都学。我们现在的学生化学学得多，这是一种；我们还需要数学学得多的。这就是我通过这个学生的个例得出来的经验，所以说学生反馈给我的，比我给他们的就是要多很多。我把这个体会讲出来，就是希望中青年导师考虑一下我这个模式，也许有人举得出他的缺点，但我觉得在自由探索的自然科学研究里，这样的实验室模式是比较好的，而且还因为用这个模式的也比较少，所以我提倡一下。
对于学校、学院的研究生工作，有几个政策，可能要跟我们一起推广一下。首先是我们学院招生不按导师招，学生进来后再课题组轮转，轮转后再定导师。这听上去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推行起来不容易，部分老师不愿意。因为按导师招，导师就没有竞争的压力，学生来了导师可以随便处理他。现在导师对学生的权利过大，连结婚都要导师签字同意。其实我们哪里有权力管学生结婚的事啊。学生进了实验室以后导师管他的学术，但是他的论文委员会导师是不能做主席的，答辩委员会导师应该是不能参与的，没有投票权的，要回避的。导师和研究生会存在潜在的冲突。如果学生认为学业完成了但导师不让他毕业，怎么办？应该有另外的委员会来裁决。老师的利益永远是有人保护的，但也要保护学生。我的观点是对学生好，就是对老师好。如果你接受我再生型梯队模式的话，那么你就知道，对学生好老师是要付出很多心血的，要支持他鼓励他，不发脾气，给他智力的输入。但这样对老师和对梯队都是很好的推动。
我认为中国大学的教学需要很大改革，其它学科我不知道，但在生命科学，凡是我看过的研究生教学，除了少数一两个课程在一两个地方以外，绝大多数都是极其糟糕的。我认为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有轮转。当你没有学生的时候，你把研究生课教好，这是你吸引学生的方式，而且这些学生说不定会来跟着你，你才愿意教课。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学生是跟我的，我教他一个就是了，别的学生我不愿意教。因为他没有动力教这个课。他也不愿意让别的导师占便易。这跟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相反的，我不希望为人人，所以人人也不为我。研究生课糟糕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此。所以要有轮转才能推动研究生教学的改革。
另外，部分年轻的导师比较重视研究，对开研究生课程则不大在意。其实研究生的课对于你们自己新的实验也是很重要的。青年导师不要老觉得这个事情都要年资高的人来做，他们有号召力，有影响。其实年轻的时候去做这些事是很好的。有些人可能知道科学院有个课是我帮他们搞起来的，还得了科学院最高奖。那个时候我还做副教授。最开始还是我在美国做助理教授的时候，学校并没要求我教学。我与另外两个美国人一起商量，当时年轻气盛，都觉得自己很牛，懂得最新的东西，就一起开课。我们教的是选修课，却是全校最大的研究生课程。因为我们教的时候很用心，题目要很吸引人，内容也要很吸引人。结果，这个课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很多学生听了课以后就被吸引过来了，我们的名声也就出去了。因为一上课，你有没有水平、认真不认真，大家马上就知道了。从另一个角度说，一个学院有几门好的主干课程，学生的整体水平是会提高的。我是2000年在科学院开这门课的（到现在已近10年了，我是觉得应该可以被改革掉了，但还没人来革掉它），当时科学院没人愿意教课，我们去教了以后，反馈很好，很快所里没参加教课的老师也都知道这门课，他们的这一届研究生和前几届完全不一样。这批学生后来在实验室的表现也很不一样。他们在实验室讨论科学，知道科学不是考试，是要学会设计实验等等。所以如果每年有200个学生来听课，只要有20个学生能显出不一样来，就算成功了。因为在实验室带，是一个一个教的，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我提倡你们年轻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事情。
还有，要鼓励学生参加学术活动。因为中国的研究人员的研究生涯特别短。过去在国内做科研工作，后来做上院士的这批人，他们形成的模式对你们极端不合适。他们开始的时候，五年、十年在建实验室，因为当时国内环境很差，他们来的时候没有很高的profile，得到的支持很一般，要到处去争取这个，争取那个，所以他们有一大部分的时候不在科研上面，然后中国评审的标准很低，数学好一点，多数学科国内外相差很大。国内生命科学的院士，90年代初在美国跟别的老板做一篇Science，就可以评院士；90年代中期在任何国际杂志发一两篇文章，就可以做院士，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只要在国际上进了分数高一点的杂志，那肯定是院士。到了六七年前，发一篇Nature 、Science，差不多也年年都可竞争院士。其实他因为他整个研究生涯极端短，前面还有段时间无法做科研，所以真正做科研的时间相当于外国的几年，这样的话能够达到的高度和做到的程度都很有限，达到的水平大概是美国中等大学副教授的水平（当然也有很多水平很高的院士）。而一旦他到这个水平后，不管有没有做到院士，很多东西如评审等都来找他了。这些人前面是无可奈何，没有时间做科学，做科学是为了得到顶戴花翎，顶戴花翎来了以后，他又有很多事情要去做，整个学术气氛没有起来。没有学术气氛的一个简单的表现是，我观察到国内绝大多数的教授、研究员常规性是不听学术报告的。我在这里希望年轻的导师们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一定不能学原来的人，你学原来的人，照他的模式，再过十年就不行了。因为这个模式是一直在变的，但是有一个好处是，这个模式变到底，你做科学的话就要做很长期的工作。基本上你要做到象美国或者比它更好，所以你有一个路标在那，前面没有到这个标准的做法都是暂时的，都会时过境迁的。我们现在应该沉下心来把学术做好，把学术气氛搞好。我也希望你们带学生的时候鼓励他们在学术上有追求，有发展，包括让他们积极参与学术活动。你也带头去，要是老师老不去，他们就会以为老师就是让他们做奴隶，在实验室干活，而不是既做科研，又把脑袋锻炼得越来越好的话，他们就会有偏向。他们有偏向，也会限制实验室的发展。应该是你跟他们去听到、看到新东西，来使你的实验室能不断发展。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推动学术活动上多用心。国内的学术会议学生是可以去的，但是懂学术的学生都知道，有时那是不体面的会议，是政治会议，不是学术会议。这个时候需要老师保护这些学生，当你有经费的时候（现在有经费的导师很多），应该把学生送出国去参加学术会议。我的实验室里只要学生的工作结论可以发表，一年就可以有一次出国去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学生自己选择要参加的会议。我认为我们做的这些工作，教学也好，科研也好，对学生的支持，最后都是对实验室科研工作的支持。
（本文系饶毅教授5月25日在复旦大学中青年导师培训大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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